仁声广被

憾憾对何荆夫作了个鬼脸,何荆夫亲切地笑笑,然后对她说:"好了,闹够了。做作业吧!"憾憾听话地转过身去,不再看大人。 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

时间:2010-12-5 17:23:32??作者:灰土地面 ??来源:建筑群??查看:??评论:0
内容摘要:  这些年,憾憾对何荆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憾憾对何荆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这些年,憾憾对何荆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憾憾对何荆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王韧授着说,夫作了个鬼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夫作了个鬼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 我家一个女邻居头发弯弯曲曲,脸,何荆总说自己是上海人,脸,何荆那时候说是上海人就像现在说是火星人。 不知道上海在哪儿,并不妨碍我对她不屑。母亲却认真地说:她说是就该是的。果然,那女邻居失踪了一段,再出现便说是从上海回来了。母亲去串门,拿回来一个小塑料袋。告诉我里面装了10片对虾片。 母亲坐在床边发愣,一定是在想做馅还是单吃。最后她决定让身单力薄的我独自享用,于是小心翼翼地取出虾片放在热水里煮。过一会去看,虾片消逝得无影无踪。 家里男女老少加上猫都被母亲怀疑一遍。 春节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物资突然间丰富。家家户户囤积起来,单等除夕一到,大开杀戒。 除了购货本上的每人半斤花生,二两瓜子,部队居然还搞到了栗子。可能与驻扎地有关吧,历史上良乡的板栗就是贡品。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崔健这句歌词用在母亲身上很合适。母亲接精炒栗子的字面意思在门口的锅台上炮制,开始没声响,有声时一下就炸飞了锅盖。全家只好躲回屋里,隔窗观望。直到后半夜动静小了,才打着手电,一个一个找回来,好在有院墙,基本上是颗粒归仓。 春节买鱼买肉是个艰巨任务。带鱼要宽,猪肉要肥,不认识售货员门儿都没有。我二哥肩负重任去了菜市场。后院的赵姨、王姨在菜市场工作,排队的人多,火气大,弄得亲人不敢相认。赵姨挑上几条6指宽的鱼称给二哥,被一人看出破绽,问赵姨,为什么他的鱼那么宽,赵姨头也不抬:“赶上了。”那人一气,鱼不买了,转身跟二哥来到了肉秤台,眼睁睁看着一块大肥肉放在秤盘里,这次他不问王姨,问二哥:“你是不是认识她?”这回轮到二哥表演了,翻着白眼说:“谁认识丫的!” 晚上王姨下班直接来到我家,见到我妈劈头盖脸一顿指责,什么狗屁儿子,说不认识,还丫的。 这时,肥肉已经变成了油和油渣。母亲陪着笑脸给王姨说着宽心话,盛了一碗油渣让王姨带回家。王姨不要,说我还缺这个,就是说这事讨厌。 于是,俩人又笑骂一顿二哥,王姨这才起身回家。 有了油,另一种食品应运而生:油饼。 面是糖和的,一张张作出来,趁热吃。这天晚上母亲发现儿女们个个饭量惊人。炸完油饼再炸排叉,一种先旋转再油炸的面食,春节期间走亲戚,吃饭不规律,排叉随时可以充饥。 等我玩到下午回家时,伏窗一看,几十只麻雀冲进家里,在偷吃排叉。我飞也似地跑去告诉母亲,母亲二话没说,跑回家,第一个动作就是关窗。 几十只麻雀被生擒后分批吃掉。 除了麻雀,还有知了、青蛙、蚂蚱,逮着谁吃谁。

  憾憾对何荆夫作了个鬼脸,何荆夫亲切地笑笑,然后对她说:

我去大学讲座,亲切地笑笑这样遮掩这件事,亲切地笑笑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静了一下心情,回过头初大家说,陈若欣小朋友说了,你这么难看,还能当主持人……现场的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他们用掌声帮我找回自信。 感谢陈若欣,她的一句话让我刚刚开始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声炸雷,又重返人间。站在地上,踏踏实实的感觉真美。 5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上和大家实话实说。想想,天塌下来有什么可怕,有漂亮的撑着呢! 一个月以后再见日岩松,,然后对她人我想沾点光、,然后对她人我说白岩松,是我把你推荐进来的,你还记得吗?白岩松说金子总是会闪光的(笑),看着白岩松大红大紫,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伯乐,相中了这么一匹野马。有时候觉得看着这个小子的傲劲,当时还不如我自己去呢。但是这个栏目就一个主持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到1995年底,时间忽然灵机一动,又要办一个新节目,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你手里还有没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我说没有了,就剩下我了。当年我就去电视台报到,开始做节目,我说这次做什么?他说这次做的节目叫“脱口秀”,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找来了很多录像带让我看,看的是美国的“温芙瑞”脱口秀,还有台湾赵少康的脱口秀。“温芙瑞”看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的,我学的是俄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很有意思,很热闹,每一句话都会有人在笑,现场的观众很放松,坐得姿势也是七扭八歪,这在我们中国电视上是看不到的。赵少霞更精彩,他有辩论的味道,他总是不阴不阳地开一些玩笑,看上去也是很新鲜。当时我们看的是《妙论大卖场》的《飙车一族》。在台湾一些孩子爱开摩托车,开得飞快,还把消声器弄掉,马达轰鸣地在街上乱闯。他们晚上还会到酒吧去喝酒,喝醉了酒摔酒瓶子,这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赵少康就把这些人请到演播室,和他们的家长、老师、同学一起聊天。 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的孩子说,我看台湾“立法院”开会的时候,“立法委员”还仍鞋呢,还摔麦克风呢,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呢?赵少康说他们是“立法委员”,所以他们可以。你要是“立法委员”,摔酒瓶子,就没有人说你了,底下观众就笑、我觉得他的玩笑开得很有意思,一直开到最顶层,很精彩。最后,赵少康就说,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请到场的各位。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家看早期的《实话实说》,每次节目结束都有一个用一句话总结内心的感受,就是从这儿照搬过来的。看完以后,我和时间探讨,我说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他们现场说的这些话,是彩排过的,还是有台本的,还是即兴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找人问,当时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明白人。我们看了看上下文的联系,包括现场大家的反映,可以看出确实是一个即兴节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要作,个即兴的节目。 从一开始时间就说,我们就照着这个即兴的色彩来做吧,我说我要做什么准备,他说你不用做什么准备,你平时说得不错,你上去说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样片,样片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后来这个节目播出了,录样片之前头一天晚上,我做了大量准备,摘抄了大概有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一直在背(笑)。 第二天准备开始了,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各个工程都就位了。那个时候我们导播就过来说,我就喜欢你这个状态,你这人一点也不紧张,然后我说你看我的睑不紧张,你再看看我的腿,一直在哆咳(笑)。我当时就想,我现在上去说一段,如果要是成,就接着说,如果不行,当时就回家,打包回家,再也不干这个。然后我就冲上去了,时间马上喊停。我说一句话没有说,就停。 地说这样上来不好,没气氛,你应该一上来就跟大家挥手,说大家好,然后全场观众鼓掌,谁离你近,你就跟谁握手。我说行,再来一遍。灯光大亮,我就跑了进来,说“你们好”,观众很给面子,都鼓掌,我就跟最近的握手,握完手往台上走,听身后有人说,这孙子是干什么的(大笑)。上去以后,很紧张,看着大家,结结巴巴就开始讲。 我说有一年美国大旱,有一个人家有很多孩子,没有吃的东西了,他的父亲笃信上帝,给上帝写了一封信。他说上帝啊,我们家没吃没喝,你能不能救助我一下,给我100美元。然后就把信寄出去了。在邮局公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是给上帝的信,没有地方投啊,他们就拆开看了,大家互相传阅,被父亲的一片真诚感动。您看他这么信上帝,我们应该帮助他,大家就开始凑钱,凑了80多块钱,就这么多钱了,给他寄过去了。 过了一个礼拜,这个父亲又寄来一封信,他说上帝,你真是我的上帝,我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你看我说需要钱,你就把钱给我寄来了。全是上帝,我提醒你一一下,以后你再寄钱的时候,千万别让邮局那帮孙子知道,他们扣了20美元(笑)。 在1995军底、说好了,闹1996年初,说好了,闹开始筹备这个节目。我和时间几个人最早创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理念,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我们要为电视台争回一点面子。 当时我们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策划,有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邝阳、陆建华,这些学者在文化界口碑都非常好,当时我们租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葫芦架,阳光透过葫芦架,照在每个人身上,暖洋洋的,非常舒服。然后我们会挨个问,你喜欢喝什么茶? 我们专门请来一个保姆,每次保姆都会拿来一张纸,一支笔,问每个学者,你今天想吃点什么,然后记下来,照这样去采购,去给他们做,先在生活上让他们满足了、安逸了。第一次付他们酬劳的时候,我们拿一个信封,里面装厚厚一沓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第一笔”。这些文化人因为受到尊重.有了极高的热情,觉得我们这帮人可交。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跟我们敞开心扉谈起来。 我记得当时他们提了很多要求。郑也夫说,小崔我给你提一个要求,不要轻易接受采访,主持人不是明星,用不着包装,你就陆踏实实做你的节目,如果大家认可你,就是认可你的节目.而不是看你见报的频率有多高。 你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一定不要接受采访,我说肯定不接受,现在还没有人来采访我(笑)。因为那时候节目刚刚开始,后来做了大概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这里敲我们的门,进来以后他就说,崔永元在吗?我说我就是。我星《人民日报》属下《大地》杂志的记者,我来采访你。我说不,你休想采访我。后来我看了看郑也夫没在,说咱们到旁边那个屋去谈吧(笑)。 都是凡人,普通人,一般的人好像很难抵御这个诱惑。但我觉得在电视白的主持人里,我是曝光率比较低的,见报比较少的,接受采访比较少的,参加活动比较少的。到现在为止,没商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有一些商业活动很挣钱,有一次有一个商场开业,希望我能够去主持剪彩仪式,80000无钱,大概15分钟,我当时说,绝对不会去的。 我们有纪律再说我们主持人怎么能参加这种商业活动,还有,你们是给现款吗?(大突)想想这个诱惑确实非常大。来找的人特别多,因为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一次一次在抵御。从80000元钱的剪彩赛,到几百万元一钱的广告费,我都抵挡住了。我觉得并不是我个人的素质育多高,而是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着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 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过去我们和专家、学者合作,我们电视人没有摆出很好的姿态,所以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底抖落给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做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肯这样用心来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实话实说》始终坚持这种好的传统。 北京知名的教育学者、社会学者几乎都参加我们的节目策划,一是我们有专职的策划队伍,一个我们会针对一个具体的话题.请这方面的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在讲滇池水污染这个话题的时候,水污染研究所的所长,带着挂图到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下午,让我们把整个水污染的情况和基本常识搞清楚。当我们了解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主持人上场是胸有成竹的。大家看主持人在场上很懂,很精通的样子,当专用名词出现的时候,都可以讲得通透.基础就在于前期的准备,前期的补课。 我在大学学的是新闻,经常逃课,基础很差,这些知识都是做《实话实说》以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且学者们的人文关怀慢慢渗透到节目组里,让组里每一个成员都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会在你的节目里表现出来。所谓“人文关怀”,实际上它有两个境界,最高境界是你发自内心的,是你骨子里的,你会尊敬每一个人,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地的职位有多高,薪水有多少,不管他是什么生存环境,什么家庭背景,你都会尊敬他。 差一点的,就是你可以装出来,也算是个技巧吧,你可以装得很有人文关怀,你可以装得尊敬每一个人。不知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连装都不装,这就是真不尊敬别人。

  憾憾对何荆夫作了个鬼脸,何荆夫亲切地笑笑,然后对她说:

崔永元的一本《不过如此》,够了做作业出版后仅一个月竟一路畅销直达70万册,够了做作业眼下又在赶紧加印。在近两年图书市场萧条的大背景下,这么高的印数,难道就真证明崔永元书写得特别特别好吗?不是。它只能反证出更多的书没有找准市场。同时,在这么高的销量背后,也不难看出读者现在究竟对什么书最翘首以盼。 《不过如此》出版之后,我除了自己非常钦佩而且极度羡慕之外,另外也和一些文人聊起过这本书,但一般对方的直接反应都相当含糊:报纸上已经看了连载,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然后你还能在他们的脸面上,bet36体育平台_bet36体育在线世杯投注_bet36最新体育备用网址到几分“不过如此”的微笑。在这些略现不屑的微笑之后,我忽然豁然了,文人也有“文本位”和“书本位”,崔永元此番完全就是文字“越位”。 其实写书做文章最难的,并不是随笔就能抖出多大学问或多深的玄奥,而是怎样尽快消除“写”与“读”之间的无形隔阂,让随便谁拿起书来,马上就能和纸上的文字建立起最亲近和最从容的相互自然交流。可现在的书,有多少真正在意和讲求这种“bet36体育平台_bet36体育在线世杯投注_bet36最新体育备用网址口感”了呢?我们现在进书店东翻翻西看看,老半天下不了手买一本,并不是心疼钱,而是家里已经积压了太多可读性极差的厚书,所以一逛书店先是视觉上发憷,甚至已经造成了某种bet36体育平台_bet36体育在线世杯投注_bet36最新体育备用网址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不敢说崔永元这本书,就已经达到了最令人垂涎的“bet36体育平台_bet36体育在线世杯投注_bet36最新体育备用网址口感”,但就像做《实话实说》节目一样,他起码是试图去这样做了。我也并不否认在崔永元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可再想一想,现在朋友的平常聊天和神侃,难道一张嘴就非得是“大故事、大意思、大幽默”吗? 崔永元确实精明,在整本《不过如此》之中,他更多都是在讲述一些小人物、小事情。比如他写大兴安岭“老白”的质朴和豁达、吕梁山“孔祥生”的仁义和宽容,再比如他写河北“孙大嫂”在《实话实说》节目里给他造成的难堪和尴尬,并且还能从许多普通小事中反刍出这样的意味来:“最初采访时,以为最佳的效果就是对号入座,但很快就会发现,生活远比你的想像丰富,那经历传奇的程度,绝非职业作家妙笔生花所能企及的。那种慨叹,那种由尊重而生发的悲壮从此植根在你的心底,永远涂抹不掉。天生日久,造就了你一个心房的模子,不管如何污染,过一回清水,就还原了模样。淳朴的乡下人敞开胸怀帮你打了底子,让你从容面对城里的丑恶。”这就不是一般主持人甚至很多作家所能感觉和从容表达出来的了。 有人说,崔永元此番《不过如此》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完全因为他是电视名人。不能否认,其中肯定有这个因素,但近两年名人出书一直都没断,更多的书不还是趴在书店里根本卖不动?读者现在都不傻,再不是你靠电视上的脸熟和出名,就能马上绑他们掏钱包的事儿。倒是我妻子bet36体育平台_bet36体育在线世杯投注_bet36最新体育备用网址《不过如此》之后的反应比较准确:在电视上,只能看崔永元一点一点地“实话实说”,这回算是痛痛快快看了一场长篇的“实话实说”。大学前两年熬过来了,吧憾憾听话,不再第三年终于盼来了专业课。 新闻采访、吧憾憾听话,不再编辑、录音报道、评论写作,这些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对采访课,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四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撤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3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公关部经理头上油光锃亮,人极热情,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地转。不时地提醒,小心,地刚打完蜡,小心,钢筋扎着,建设中的高级饭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 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 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 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 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

  憾憾对何荆夫作了个鬼脸,何荆夫亲切地笑笑,然后对她说:

多年来,地转过身去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地转过身去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

孩子们真是实话实说。宫傲仗着地盘熟,憾憾对何荆不怯场,憾憾对何荆大大方方地仰靠在沙发上。谁叫他是孩子呢,不随便就不是孩子了。蒋小涵不客气地批评了孩子当中风行的嫉妒心理。节目播出后,两个人为此吃了苦头。蒋小涵上学成了难题,宫傲的几个演艺合同都被毁了约。两个孩子的母亲都给我打电话,质问社会为什么承受力如此脆弱?我听得出她们言外之意对我有些抱怨,一期节目,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我宽慰的理由是,就算我扔下两个障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磨炼一下他们吧。 2000年的“六·一”又到了,这回不用我们操心,青少中心力邀我们加盟全天的直播节目。这回策划由海啸、虎迪提担当,说来两位都具备资格———每人都有个宝贝女儿。节目定名为《假如我是爸爸妈妈》。这次挑的孩子大了一点,个个能说会道,与其说是我在主持,不如说我在做陪衬。一个来自浙江的11岁的孩子吴导着实让来宾大为惊讶,他趴在座位上仅用了几分钟赋诗一首:在演播室我坐在台上看着大家的笑听着大家的一切只有灯光主持人讲着这传播在空气中的故事在这里我讲的话是自己的过去在拿着话筒说时我在想着未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即兴之作。 我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表达我的惊喜。吴导记在心上,回家后寄了一本诗集,作者是自己,书名为《喜欢长大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我翻着诗集,被有趣的诗句感动。“小鸟爱大树的强壮大树爱小鸟的自由”“从上游到下游桥是最近最快的语言”“拐杖是老人的一只脚它支撑起老人的年龄”和孩子打交道时,我提心吊胆。他们的聪慧总是自然流露,常使人猝不及防。大人们小心翼翼地修饰着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在孩子的法眼前露怯,我亲眼目睹一位专家被孩子们的问题问得东倒西歪,诸如地球有多重,眼睛那么小为什么看的东西那么大,猫和狗谁最不喜欢羊等等。在21世纪,没有文化的父亲将是世界上最苦的行当。 1986年的夏天,全国的盲童代表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报到时,主办单位点名,广播电台的来了没有?在我回答的同时,一个男孩顺着声音摸了过来,看上去八九岁,一口的天津话。盲童杨雪元说,我想去你们电台吹笛子。我说为什么?他没回答,又回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电台听收音机声音最大?我们笑了,盲孩子们单纯得可爱。我们是指,我、郭林雄、张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3个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很丰富,没开什么会议,每天安排孩子们用脚和手去参观。他们去摸了长城,他们去摸了大会堂和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孩子们的身形就像一座雕塑,《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画面。这些年,夫作了个鬼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夫作了个鬼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脸,何荆售票员、脸,何荆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最难的是分寸尺度,亲切地笑笑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亲切地笑笑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 计有铁环、弹球、烟标、弹弓、攻城、沙包、跳房子、羊拐、毽子、纸飞机、砸驴…… 我说,这节目好看,演一遍就行。 小乔说,也有意义啊,游戏多强身健体,现在不兴全民健身吗。 题目说给也夫,他也喜欢,遂定下他做本期策划,也夫塞给我一本书,他写的,让我好好看看,看完再谈。 也夫这样说“儿童游戏”———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致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情感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游戏与工作不同,工作追求结果与收获,游戏只追求过程中的快乐。 关于游戏的安排,实际上个人能力有时非常小,一个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钢琴,但很难为孩子添置一个操场、10个伙伴和11个对手。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赫因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 ———我的天那,我看得昏头胀脑,这是我说的弹弓子那回事吗? 想想明天还要面谈,只好克制住跳读的欲望,硬着头皮接着看。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说,儿童为什么要游戏呢?儿童游戏就因为他们游戏。“因为”二字在游戏中消失了。游戏没有“为什么”,儿童在游戏中游戏。 明白了吗?有种人,民间叫“不讲理”,学界称为哲学家。 夜深时,我读完也夫的书,目光呆滞,掩卷沉思。如果我们每个节目都要承载这样重的知识负担,非出人命不可。 即便如此,你自认为已经懂了,他们也未必满意。 果然,第二天也夫听我汇报完读书心得后,随口说,还行,你基本上入门了,不过,你还得去北师大找一趟桑新民教授,他是系统研究儿童游戏的。 我的天那…… 无知时,我们无畏。 沾了知识,我们体会到重新做人真好。 我们崇尚知识以后,都掸了掸肩膀,扛上一捆文化塞进节目做背景。还是那些家长里短,文化着说,就显得很有品味。

“不积跬步,,然后对她人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然后对她人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篇》 一个人出点名,再爱上收藏,挺矫情的。 但我不能不告诉你,我爱小人书。我的理直气壮是因为我无可奈何,谁让我的精神世界是小人书构建的。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同样匮乏的年代,小人书像一盏油灯以微弱之光驱散我们眼前的黑暗。 小人书带我们遨游远古,触摸历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从画页上失魂落魄的孔老二开始的。 小人书还告诉我们,秦始皇是个暴君,宋江靠的是小恩小惠,曹操是奸臣。 看着《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小马倌》,我总是恨自己生不逢时。 在孩子们的眼中,小人书里的战争少了几分惨烈和残酷,取而代之的是几分俏皮,几分浪漫。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上路了。 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了我国最早的连环画。 等轮到我看上连环画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了。 一看就是30年。 其间,画画扔下了,音乐扔下了,英语扔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精神领地让连环画一枝独秀。 说它是精神食粮毫不夸张。 “他们的青春岁月曾以连环画为启蒙,以连环画为慰藉。重览这些当年的画页,昨日重现的冲击将催醒沉睡的记忆,当年的滋味也许就在怀旧的气氛中被带进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人心。通过这些,儿时的伙伴、冒险的经历、神奇的幻想和青春期的冲动会重新降临我们的心灵。” “记忆之美的醉人芬芳大概莫过于此吧。” 这是“连友”宋强、马安、李明的说法。 这是极准确的一种说法。 还有件怪事,不管你声望多高,官至几员,捧起连环画统称“连友”。 这是一个最平等的部落。 前面的字句中,既有“小人书”又有“连环画”。 这不奇怪,就像一个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 连环画亦有多种分法。 我更钟情的是电影连环画。这大概是痴迷于电影的缘故,我竟然可以把电影连环画的画面看得动起来,脑畔还响着片中人物富于韵味的台词。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儿,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 “我们八连从没打过败仗,丢过阵地,七连交过来的阵地决不能从我们八连手上丢掉。” “摆弄苹果一定要仔细,要像摆弄鸡蛋那样才行。”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说好了,闹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说好了,闹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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